第六回

（老龙顺成的营生铺面所在是晓市大街71号，这是做店面买卖的地方；老龙顺成的作坊工场所在地，就是金鱼池2号。）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鲁班馆胡同，主要聚集着传统手工业的木匠，瓦匠，油漆匠，铜匠，皮匠，鞋匠，磨刀剪的，染布的，拉车的，做小买卖的，摇煤球的，三教九流的下九流，乃至不入流的，基本上在这个地方都有一号。

人数最多的群体，就是修造木作木器家具的木匠。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蒙受着不白之冤被迫离开了故宫博物院的王世襄先生，政治落魄，职业失意，生活拮据，就这么选择了整日里在鲁班馆胡同里浮浮沉沉，与各式各样的老旧家具为伍，与各显神通的各路木工匠人为伍。

几十年以后再回忆这一段曾经的蹉跎岁月，耄耋之年的老人有这样一番的轻描淡写：

“我就捡破烂儿啊。我父亲也说了：

‘你在我这儿白住白吃，已经是占很大的便宜了。你要是再买玩意儿，我可管不了你’。

这他都说了话的，因为做这个没底儿，你今天买了，明天还买，所以我老伴儿也是新衣服都舍不得做，一切从俭。可是我买来的都是什么破桌子，烂板凳儿—我认识东西—我把它们修理了。真的贵的好的东西，我还是买不起。不过我会成天骑着自行车满处跑，满处钻，别人看不到的，我能把它挖出来。比方说上宝坻县，什么时候去呢？春节放假去，小店里住着，没火，炕上没枕头，拿两只鞋，鞋底儿对鞋底儿搁在炕沿儿上当枕头。那时候精力也充沛，很有意思，很好玩儿。”

这种“好玩儿”的岁月一转眼就是整整十个春秋。一直到1962年，扣在脑门子上的那顶右派帽子终于被摘了去，兴奋不已的王世襄如久旱逢甘霖，忘情之下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头顶草帽，身披坎肩儿，骑着那辆随着他风霜雪雨钻了无数次鲁班馆胡同的自行车，直奔一位患难之交的住家，大声地喊：“我解放了”。

这位患难之交，叫做李永芳，龙顺成的第三代传人。

第七回

（这位患难之交，叫做李永芳，龙顺成的第三代传人。）

龙顺成，是当年鲁班馆胡同一带众多木工作坊中的一个，也是最闪亮的一块招牌。

最初的龙顺成，肇始于满清同治初年的公元1862年。有一位姓王的木匠，在鲁班馆附近开办了一家取名“龙顺”的木工小作坊。关于王木匠的生平与名字，如今已经很难去仔细考证了，毕竟是名不见经传的手工匠人，等而下之，在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上下五千年历史堆里从古到今都没有一席之地。不过，这王木匠多半还是有过造办处的经历的，或制作，或修缮，而且口碑不错，上面主事儿的官吏颇为赏识，所以王木匠后来出了紫禁城自谋生路，自家牌匾上的名号粘了个“龙”字的边儿，也没什么行内行外的闲话，黑白两道的不待见。在那万恶的封建社会，这“龙”字可不是能轻易用的，满清的国旗，就是龙旗，满清的皇帝，号称真龙天子。

随着“龙顺”的自立门户，王木匠的木工活计因为用料瓷实讲究用工仔细认真，器物造型大方得体，出品质地坚固耐用，所以深受用户赞许，很快就赢得了“百年牢”的美誉。除了自制木作家具销售，王木匠还时不时地借了从前曾在造办处行走的光接了些满清宫廷大内的木工活儿，比如修理修缮破损松动的硬木家具，以及按照宫廷要求的式样制作少量的家具木器等等。就这么不停歇地做了整四十个春秋，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大概也是岁月不饶人的缘故，独木难支，于是添加了吴姓和傅姓两家合作伙伴的入股，由一而三，就把作坊字号从原本的“龙顺”改为更加大气的“龙顺成”。从同治到光绪，是起步阶段的“龙顺”时期。龙顺成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王、吴、傅三位东家的三足鼎立。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初。到1952年北京建立了私营企业设立登记制度，龙顺成的登记事项表记录的三位股东分别是：

姓名：王宪文；年龄：五五 出资种类数量及价格：空铺底作贰股

傅佩卿 六二 白银伍佰两壹股

吴侯氏 七九 白银伍佰两壹股

在1951年北京市私营企业重估财产报告表中关于龙顺成的记录如下：

工商业户名称：龙顺成

行业：木器

经理姓名：魏俊富

开业日期：光绪二十八年

总店名称地址：晓市大街71号

营业地址：九区晓市大街71

主营及兼营：大漆木器

组织（独资、合伙或公司）：合伙

私营或公私合营：私营

入何公会：木器业

职工人数：九人

批发或零售手工业或机工业：零售 手工业

厂坊名称地址：金鱼池2号

报告表上的盖章为：北京 龙顺成木器店 晓市大街。

第八回

（报告表上的盖章为：北京 龙顺成木器店 晓市大街。）

光绪二十八年，龙顺更名为龙顺成，因为东家从原来的一家变成了三家，为了便于管理，名号崭新的龙顺成推行了经理人制度。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最早的经理名叫邢玉堂，三家股东仅享受股东权利，并不参加经营，至于用人行政亦系由邢经理独自负责。邢经理故去后，由魏俊富为经理，全权打理作坊的生产与销售。随着生产与管理的专业化分工，制造水准逐步提高，龙顺成的出品以质量可靠闻名于京城，不但继续为宫廷制作、修理硬木家具，而且不断拓宽经营面，重视社会发展的需求变化，经营品种越来越丰富，成为当时北京（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改称北平）日用家具制作的一时翘楚。当年坊间还有一个故事传说，说是有一回在前门某家饭庄里有人一言不合抄起家伙干仗，酣畅淋漓地把店家的家底砸了个稀巴烂，底朝天。回头店家打扫战场，家具物事缺胳膊少腿的泰半，只有从龙顺成定制的带款擦漆家具偶尔破了点漆皮，竟然不碍大事。几十年前的龙顺成出品，就颇有讲究地时兴在器物底部郑重其事地落上款识，这既是对买家负责，对出品承诺，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正规厂家出品，同时也意味着这器物的出身可不是无名之辈，行内正经有一号的。这一时期的龙顺成，全名叫做龙顺成桌椅柜箱铺。

同样是鲁班的子孙八大作，木作行当里有再深一层次的讲究。这做家具的和建造房屋的还不太一样。用当年的行话，搭屋盖房的属于大木作。传统的中国起居建筑主要是砖木结构，从事建造房屋木构架的木匠，行内的俗称是糙木匠，也有称怯木匠。专工建筑物内檐装修和木制家具的，行内通用的称呼是小木匠，也有称细木匠。这是工的大小之分，还有个说法是按照制作器物的外型来分。方作，专门指制作家具的行当，因为家具大部分以方形居多，不知道是不是受“天圆地方”的影响。与方作相对的有圆作，主要指专门制作木圆桶的作坊。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改天换地， 向全世界宣告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此开始走向康庄的社会主义大道。从传统的私有制经济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如风卷残云，纵横大江南北。蜗居鲁班馆胡同一带的龙顺成桌椅柜箱铺同兴隆桌椅铺、同兴和硬木家具店、义盛桌椅铺、六丰成桌椅铺、宋福禄木厂等大大小小共三十五家生产经营传统家具的作坊铺面，其中硬木十五家，柴木二十家，于1956年公私合营，合并之后众人公推名气最盛的“龙顺成”为大一统的名号，全名初定为“龙顺成桌椅铺”，没多久就改称龙顺成木器厂。从铺到厂，既是对传统的落后生产力的扬弃，也意味着与时俱进的先进生产关系的确立。

第九回

（从铺到厂，既是对传统的落后生产力的扬弃，也意味着与时俱进的先进生产关系的确立。）

关于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今经历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习惯了市场经济的人们大概觉得有点不太好理解。这是很没办法的历史必然。五十来年前的新中国，就是那么一回事，计划经济一枝独秀，全国一盘棋。那时候的口号是“没有国家哪有大家，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企业如果要求生产经营自主权，就等同于向党和政府要权，大不敬的。这计划经济的一枝独秀，颇有点类似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所说的“我花开后百花杀”，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通通都是“尾巴”，要手起刀落的。于是早几年土改时拥护新政权欢天喜地分了土地单干的农民要把土地交公加入合作社，再进一步升级变成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是这么一面一面树起来的。哪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不说了，什么样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这总路线是怎么一回事？简单地表达，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全国一盘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就这么清一色地挥舞着三面红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阵阵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华大地在这一个轮回中，不仅满城，而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地奔向社会主义。

反正是在这样一个空前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每个人都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如同听到了吹响的集结号一般，原本个体经营的私人企业龙顺成，与其他三十几家手工作坊铺子一道，集结在集体经济旗号下的“龙顺成桌椅铺”，后来再进一步变成“龙顺成木器厂”。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下催生出的新龙顺成。

第10回
 
(接上回：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下催生出的新龙顺成。)
 

名义上虽然合营并厂了，但公私合营以后的新“龙顺成”的生产和门市销售还是分散经营的。1959年秋，经上级领导崇文区政府和北京市木材工业公司联合决定，龙顺成木器厂制作柴木家具的工人们被整体调拨到北京市木材厂，原本生产硬木家具的工人队伍单独保留，继续延续老的“京作”技艺生产和维修硬木家具。这单独保留的硬木家具工人队伍，就成了京城里继承传统“京作”的唯一血脉，别无分号。新龙顺成从此开始专注于硬木家具的制作与修缮。公私合营年代的柴木硬木拉郎配，到了1959年遂告一段落。
 

1962年，新龙顺成迁址到永定门外大街64号，一直至今。
 

1966年，龙顺成更名为“北京市硬木家具厂”。这个时候的北京市硬木家具厂（龙顺成），有大约五十位“京作”硬木行当里传承下来的行家里手，而且还积攒了不少历年收购、公私合营后收集在一起的传统“京作”硬木陈年老家具精品实物，这就使得他们的“京作”硬木家具生产有了正宗的制作工艺和现成的教材。这一时期生产的“京作”硬木家具绝大部分专供出口，种类主要有：红木珐琅圆绣墩、花梨石面六角花台、花梨石面圆花台、红木套四几、红木二屉三节柜等多种产品。
 

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市硬木家具厂（龙顺成）为外贸工艺品公司来料加工制造了大批的“京作”硬木家具产品，成为北京市出口传统家具的专业制造企业。这一时期的北京市硬木家具厂，内部负责生产的工人队伍主要分为三个班：木工一班，木工二班，修旧班。前两个班负责生产红木新家具，修旧班负责修缮回收来的老旧家具。最终的成品通过外贸公司出口或者对外销售。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这时的生产企业完完全全成为了外贸公司的生产车间，外贸公司有驻厂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长期驻厂监督生产，公司负责提供木材原料，指定款式，获得产品，对外出口与结汇，生产厂家在统购统销的大环境之下埋头生产，完全依附于外贸企业。

第十一回

（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这时的生产企业完完全全成为了外贸公司的生产车间，外贸公司有驻厂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长期驻厂监督生产，公司负责提供木材原料，指定款式，获得产品，对外出口与结汇，生产厂家在统购统销的大环境之下埋头生产，完全依附于外贸企业。）

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行政藩篱被逐渐打破。1984年，北京市硬木家具厂与位于东四的“中式家具修理厂”合并改名为“北京市中式家具厂”，1987年注册了“龙顺成”商标。开始自主对外出口销售，参加一年两度的广州出口交易会。从计划经济年代的埋头生产走向销售的前台，直接面对客户。

1993年元月，老字号“龙顺成”恢复，改名为“北京市龙顺成中式家具厂”。从王木匠于前清同治初年开办“龙顺”作坊，百年老字号“龙顺成”历经四代，成为“京作”硬木家具生产和制作技艺传承最集中的地方。

这就是龙顺成的大致历史。

说到这里，就得好好提一提龙顺成的看家本事：京作。

这京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严格意义上的京作，指的是诞生于北京皇城的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京作形成于明清时期，至今的历史已经有三、四百年左右，是中国硬木家具的主要流派与代表，如同景德镇的官窑瓷器，京作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中的“官坊”制作的“官作”，“官制”，“官器”。

北京，作为横跨明清汉满两族两个朝代的皇城，当时在宫廷内设立有专门制造宫廷御用家具器物的机构。明朝的时候这个机构叫做“御用监”，到了清代称为“造办处”。在那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们济济一堂地汇聚于此，为宫廷的设施、摆饰需要精心制作各式各样的木工活计，这些工艺精良，结构严密，件件珍贵的工艺品，是劳动人民非凡的艺术创造力的结晶。

这其中的“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是在明、清宫廷家具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第十二回

（这其中的“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是在明、清宫廷家具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俗话说一样米养百种人。虽然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紫禁城里孤家寡人天下唯一的真龙天子的审美趣好，还是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别的。比如说：宫廷家具，因为使用场所的宽大恢宏，所以非常讲究厚重的造型，庞大的体态，注重家具器物的陈设效果。在纹饰上，满清宫廷家具吸收了上古夏商周三代古青铜器和汉代石刻造型艺术的有机营养，并将各种龙凤与瑞兽纹样巧妙地装饰于家具外表，广泛使用祥瑞与宗教文化题材，形成了具有雍容、大气、绚丽、豪华、繁缛的富贵气象的“京作”硬木家具风格。

关于京作家具中博古纹饰的大面积使用，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雍正与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因为文字狱的寒蝉效应，当时的读书人为了避免成为殃及池鱼，对时政时事避犹不及，雍乾朝的天下文人们纷纷以上古器物作为治学研究对象，导致考据学盛行，一时间对汉玉唐彩宋瓷元青花的关注达到空前的繁荣，人气最盛的当属青铜器与玉器。自然而然地，博古纹饰就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主流审美标签。

京作硬木家具制作的鼎盛时期是史称康乾盛世的十七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尤其是在自号“十全老人”的乾隆在位六十年期间，因为用工用料的不厌其精，不计其贵，不嫌其繁，使京作硬木家具的制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雍正乾隆两朝皇帝都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关于家具器物制作的谕旨，谕旨中的内容充分地显示了两位帝王对制作细节的挑剔与用工选料的严谨。随着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在乾隆年间完成修造，紫禁城宫中各处殿堂家具也逐渐齐备，到了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年代，清宫造办处制作家具的活计大幅度减少，宫廷中的许多工匠为了生活，逐渐流落于民间，开办木器作坊，自谋生路。这些匠人作坊大部分集中在京城东南角的贫瘠之地，清朝末年时的地名叫做铁香炉，这是后来鲁班馆胡同一带的前身。民国二十二年《北平地名典》上称鲁班馆，纪念光绪后期一众瓦木工匠与店铺商家集资兴建的鲁班师傅的香火去处鲁班庙。

第十三回

（民国二十二年《北平地名典》上称鲁班馆，纪念光绪后期一众瓦木工匠与店铺商家集资兴建的鲁班师傅的香火去处鲁班庙。）

京作的诞生，大致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准确地理解，严格意义上的京作，有深厚的宫廷背景，从明到清，是在北京地域制作的以宫廷为服务对象的木作。拱卫宫廷的高高的红墙，是京作历史与京作制作上不可磨灭的深深的印记，这得天独厚的印记，有着独享尊荣的唯一。天圆地方，一统中央。这中央的央，内外之别，是高高的红墙。

如果严格地考究京作形成的历史过程，明王朝的“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南京也算在内。因为朱明王朝有两京一十三行省的行政区域划分，南京北京都是明王朝的京，南北直隶，有历史形成的经济与政治必然性。而在两京一十三行省的明王朝时代专司宫廷制作的御用监，有浓厚的苏浙木作背景，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设计并主持营造了明故宫皇城正门承天门的苏州工匠蒯祥。这承天门是旧称，这座造型宏伟，气派非凡的建筑物，现在的名字叫做：天安门。

但即便是历史上曾有两京一十三行省的客观存在，朱明王朝的中央与核心从永乐皇帝于1421年迁都北京开始就牢牢地坚定于燕山脚下。明朝中后期的南京，更大程度上只是存在一个影子内阁。到了1644年以后进入满清时代，南直隶就正式地走向终结了，北京由此而成为天下独一无二的“京”。而且京作宫廷木作的巅峰时期是毫无争议的康雍乾三朝，尤其是在康熙平定四海以后的雍正与乾隆时期（十八世纪）。满清宫廷档案中清楚地记录着雍正时期宫廷造办处从浙江宁波与广东广州甄选能工巧匠进京承揽木作活计，至于雍正与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关于木作要求的朱批谕旨更是实证多多。如果说评断家具的三个主要考虑因素是型、材、艺的话，京作工艺的源头是传统苏浙工匠与借沿海之地利的广东工匠，但造型与材料选择方面就完完全全是承上之意的“迎合”了。《资治通鉴》中有这么几句话：“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诚哉斯言，这同样也适用于比《资治通鉴》晚生了好几百年的明清京作家具。

第十四章

严格意义上的京作，在选料上有非常苛刻的要求，这就是：硬木。

什么叫硬木？

硬木，顾名思义，当然是比较硬的木头。制作京作家具的主要材料是产于南亚与东南亚中南半岛一带的珍贵的优质木材。因为生长周期漫长，质地坚硬致密，所以泛称“硬木”。硬木多有优雅的自然色彩和奇特的纹理花纹。比较常用的有：

（1） 紫檀木

紫檀木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名贵木材，关于紫檀，从前的说法是“来自南洋，我国的湖广，云贵也有少量出产”。紫檀材质致密坚硬，密度较大，入水则沉，色调呈紫黑似犀角色，纹理纤细浮动，有不规则的牛毛纹，微有芳香。按照从前的分法，紫檀有牛角紫檀、金星紫檀、鸡血紫檀、花梨紫檀。牛角紫檀材质缜密，几乎不见棕眼，日久使用生成包浆后有如同牛角一般的外观；金星紫檀质地细润光腻，色泽黑紫，做成器物，古朴沉穆，尤其适于精雕细刻；鸡血紫檀其色暗紫带红，饱满浓重，质地细腻有油性，临近边材部位常有暗朱红色斑，奇趣可观；花梨紫檀棕眼粗大，略有绞曲，质地较其他紫檀粗。紫檀又有新老之分，新者色红，老者色紫，水浸老者不掉色，新者掉色。

（2） 黄花梨

黄花梨，主要产于海南岛及东南亚的热带，木色从橙黄到紫赤都有，质地坚硬，纹理清晰美观，有悦人的香气。锯解时，芳香四溢，有大材，是明及清前期家具的主要材料，清中期以后材料来源已匮乏，很少使用。

（3） 花梨木

花梨木古说产于广东、广西，但数量不多，早在唐代的《本草拾遗》中就有记载。《博物要览》说：花梨产交（交趾）广（广东、广西）溪峒，一名花榈树，叶如梨而无花实，木色红紫，而肌理细腻，可作器具、桌、椅、文房诸具。

花梨木色泽不静不喧，纹理若隐若现，行若流云，有的形若鬼面，有的纹类狸斑；木结圆晕如钱，大小相错，“老者纹拳曲，嫩者纹直，其节花者佳”，极为美观，是制作“京作”硬木家具的主要材料。